他是谁？
一切，都还得从河狸说起。1973 年，艾里克斯·本特兰（Alex Pentland）在密西根大学读大三。他那时候还有一份兼职工作，就是在 NASA 的环境研究机构担任计算机程序员。他的工作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参与大型环境监测项目，设计出一种方案，可以从外太空直接观测到加拿大境内有多少只河狸。外太空上漂浮的卫星观测质量是粗糙的，而河狸又都是很小的动物。
怎样能够让卫星监测到河狸的数量呢？本特兰后来找到了解决办法。通过利用河狸生活留下来的痕迹，使卫星和河狸这两者搭上了干系。艾立克斯这么回忆道：“通过观察河狸的习性，去数那些河狸挖过的池塘，这样你就间接的得到了河狸的数量。”答案很快水落石出，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方案的独到之处，在本特兰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这个21岁的年轻人不禁的问自己：“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同样利用这种方法，来了解人和社会？比如利用传感器，去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进一步说，能否通过这么做，最终提升我们的集体智慧。这个过程得来的客观数据，可以用来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和幸福感，这无论是对一家公司而言，还是对一座城市来说，都意义重大。
带着这个疑问，本特兰花了四十年时间去寻找答案，尝试利用电脑而不是外太空漂浮的卫星，去观察人们的行为。本特兰这么说道：“你无需跟人相处的很亲密才能感知到他们的想法。比如一大堆人在屋子中说话，你在他们其中，很容易了解到非常多的信息。他对她有好感，她对他挺反感。但是如果可以一天不和这个人联系，不需要听他说一个字，但是你能了解到他的大量信息，这就是很了不得得一件事。
参与到其中去观察，事实上这种方式并不可取。你很容易因为感情因素而得到不是那么客观的结论。而传感器所给你的数据，是足够理性冷静的，它让你与观测物保持一定距离，一切收集信息的中间工作它都代为效劳。本特兰这样总结道：“你最终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跟人如影随行在一起的传感器，无论是那个人的生理反应，声音信号，以及他周围的景象和声音，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通通收纳起来，再经过某些计算，得出非常可观理性的结论。
到了21世纪，本特兰就已经是公认的，可穿戴科技领域中最举足轻重的开创先河者，他要么开创发明了某种产品的雏形，要么间接的激发了某种灵感的诞生，从 Google Glass 到现如今的健康跟踪器的背后，都有着他的影子。导致这一切萌生的科技的种子，其实就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那个河狸身影时隐时现的年代。
他的过去
艾利克斯·本特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体动力学实验室中会见了我。这个实验室成立于三十年前，从那时开始他就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个头衔一直陪伴他走到今天。他看上去很年轻，根本让人猜不出现年已经 62 岁了，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做做运动。到了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会和爱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去骑骑车子，滑滑冰。现在他在我面前，悠闲自得的神情，背靠在沙发中，双腿舒展，一只胳膊搭在沙发上，让人想到的是你某位和蔼可亲的叔叔，而远非在前沿科学领域中，私下里已经被人尊称为“可穿戴科技产品之父”。
其实，他曾经差点儿就与这样的称号失之交臂。在 1973 年，就在有关河狸数量监测的那个项目刚刚结束不久，本特兰辍学了，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之所以有了这样一段人生弯路，是因为他对为学位而设的种种僵化苛刻的学校制度感到无力和沮丧。他后来又回到了学校，完成学业。后来仅仅出于好玩儿，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76 年的本特兰，当时在学校里是一个异数。他的同事大多数都来自计算科学与技术专业。他是带着人类心理学的背景加入进来的。当时，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模块化是最热门的两个话题。而人工智能和心理学是归属在一个院系下面的。
本特兰想要去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还同时学过社会心理学，这是一门研究人际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如何看待彼此的学科。深夜时分，他就会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顶层继续钻研学问，周围全都是在当时世界最高精尖的机器人，还有最早的 Lisp 机器，以及镭射打印机的样品机，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都是放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根本找不到，而且全世界都热切盼望出现的玩意儿。那么，他有什么理由不去开发一些产品，可以和上述科技并肩站立？比如：创造出一些闻所未闻的科技产品，一个可以理解人性的机器？从此之后，他就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钻研。在 1986 年，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后，在斯坦福大学经过简短的深造后，又回到麻省理工，为他第一所实验室命名，以表达自己毕生所要做的事情：“凝视人类”。
现如今，“可穿戴科技”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是寻常之物，可是三十年前，这对于一个刚刚登堂入室的研究者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多么清晰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计算机学家研究计算机，社会学家研究社会。本特兰对此回忆道：“那个时候，诸如面部识别，或者是用户交互界面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可穿戴科技本质上就是社会化的，但是计算机技术并不是。当实验室正式运作，主流看法是：任何牵扯上社会性因素的概念，都离计算机领域八杆子打不着。”
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计算机和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复杂且深刻的关系，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任务。在当时他非常难以筹到项目研究所需的资金。一般性的投资渠道都对他紧闭大门。人们往往这么反问他：“当下那么多严肃的项目研究都在齐头并进，有什么理由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看似如此怪异的项目研究上呢？”本特兰看此情形，不得不向 FedEx 和 Eriksson 公司寻求帮助，因为在他的判断中，他们将因为“可穿戴科技”的崛起，而受益匪浅。这样的理念，给新兵菜鸟们说，他们会点头称是。但是给有资历的专业人士说，往往会得出“你的想法就是不靠谱”的结论。他的想法在当时更像是科幻小说。固然你可以利用太空卫星来观测河狸，但是你面对人类，需要用一个科技设备无缝的嵌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存在于你的眼镜中，衣服上，或者其他某个具体的位置，这听上去有点儿太荒谬。更何况在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候没有无线技术，更没有互联网。
这里还要提及一点的是，本特兰也许被人们尊称为“可穿戴科技之父”，可是在他之前，其实还有几位前人，已经和可穿戴科技沾边。在他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十年前，数学家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和计算理论专家克劳德·香农（ Claude Shannon）就曾设计出来一件精巧复杂的新奇装置，它可以帮助赌徒在轮盘赌的赌桌上出老千。这个装置大概香烟盒那么大，可以捕捉牌桌上轮子和球转动的速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出老千的人所穿鞋子上有两个开关：第一次触碰（或者按下）可以触发装置上的计算机，第二次触碰（或者按下）就可以开始计时。如果轮盘赌上的小球转了三圈或者四圈，出老千的人耳朵里就会响起音乐。也就是说，他戴着一种类似助听器的设备（当然啦，看上去应该非常自然合理，不会引人怀疑），通过线连接到电脑上，线一般都是隐藏在头发中或者贴肉藏在身上。
尽管索普和香农的发明堪称绝妙，但是这样一个笨重的装置只能胜任一个任务。要让可穿戴科技走得更远，实现的功能更加全面，更加实用，那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这么一段漫长的路的起点，应当是“可穿戴计算项目”。这个项目是本特兰在 1986 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发起的，但直到 1998 年，在本特兰自己的实验室的资助下，这个项目才算有了实体。
第一款可穿戴产品的样品机，看上去就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实验室里的新玩意儿一样。直到 1998 年，本特兰可穿戴科技产品的“衣橱”开始变的越来越大，据他回忆，有一款眼镜上面搭载了一款完整的私人电脑显示屏；一款手表上面搭载了一块健康追踪器，可以测量记录体温，心跳以及血压；一根皮带，里面内置着电脑，还有无线上网功能；一个尺寸放大了一倍的领针，既可以当作照相机，又可以当作微型电话来用；还有一个缝制在夹克上的触摸板和键盘。这些发明都是由本特兰以及他带着的 20 多个学生一起完成的。这些学生笨拙的把设备带在自己的头上，身体上。毕竟这些可穿戴产品的样品，看上去并不太像是一款标准意义上的“可穿戴科技产品”。曾经本特兰还将个人信息资料放入传感器中，再将其搭载在徽章中，这在未来改变了呼叫中心以及投资银行对于人员组织以及开会方面的管理方式。手表式可穿戴智能产品，在 2000 年刚过的时候，开始迈出从想法到现实的第一步，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影子。那么 Google Glass 呢？应该说这款产品的最早的一个发明人，是本特兰所带的一名极为优秀的学生泰德·史坦纳（Thad Starner）。他发明了一种既是屏幕，又是键盘的玩意儿，横盖住大半个脸，线绕过身体，与一台计算机和一个单手键盘相连。这款机器的名字叫做“Lizzy”，最后它进化成了 Google Glass。
他的现在：
现在，这个人体运动学实验室拥有大概五十名的毕业生。本特兰在学校也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人。在这个校园里，每一个我聊过的人谈及本特兰的时候，都说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更是一位“怪诞”的顾问，一位卓越的导师。而本特兰在学术上的热情，尤其是在面对一帮孩子们时，从不衰减，似乎永不疲倦。这样的孜孜不倦换来的结果是，本特兰所带过的学生中，近一半儿都成为各种研究机构的终身教员，其余的人要么在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团队中担任要职，要么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在这些公司中，绝大多数公司都曾接受过本特兰的指导，还有一些公司还有本特兰的股份和投资。这些公司有着同样的目标：都梦想有一天，将可穿戴科技产品中的某一个类型，带向社会大众。
本特兰项目中，目前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款叫做“sociometer”的产品，它看上去很小，就如一副牌盒大，但是功能却异常的强大。在它上面装载了一个加速计，用来测量你的运动，一个小的扩音器来捕捉你的声音，附加的蓝牙装置可以探测你的身边是否有其他的“sociometer”存在，最后，还有一个红外线的感应器，能够运用在你和人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本特兰相信这一款产品能够用在无数生活情景和社交场合中：比如医学诊断，去观察这个人是抑郁寡欢还是已经生病；比如用于企业管理中，一个公司去评估雇员的快乐程度和生产效率；智囊机构也能用得上它，可以帮助人们去尽可能的发挥个人以及团队的创意和革新。本特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 sociometer 都不用研究字面意思，而进化到只需记录声音的频率，高低，快慢，就可以得出非常精准的结论，甚至预测出某些事情的走向！他研发这款产品已经接近 15 年了，也曾让人试戴过多个星期。比如有人就发现，在玩儿扑克游戏的时候，这款产品 10 次 有 7 次可以很准确的判断某人是否在牌桌上耍诈；还有人发现，戴着 sociometer 的人可以在 5 分钟内，以 87％ 的准确率判断出谁将会赢得这次谈判；甚至这款产品可以用在男女之间的约会上，闪电约会还没有开始呢，这款产品就能非常准确的预测出这次约会是否成功。
在过去的十年发展中，sociometric 数据已经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通过在人体各个部分收集而来的数据，有的是在实验室中，有的是在平日生活中，本特兰掌握所能够了解你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你所说的话传递出来的内容。只是通过语调还有神态姿势，你就可以读到快乐或者沮丧，投入或者无聊的信号。在一次人际互动中，你可以更加清楚人们是否对工作满意，拥有怎样的工作效率。
到了2013年，几十家研究机构和公司都使用了它，包括了一些世界前 1000 强的公司。去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韦伯（Waber）和本特兰，与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小组一起开发 sociometer ，看能否将功能推进至更高的一个层次上。仅仅是通过测量你的语音的高低频率，研究人员就能非常准确的测出你唾液中含有的糖皮质激素水平，而这种激素水平，直接反应了当下的被测试者所处的压力是什么程度。本特兰说：“这项技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就好比我们是一群原始人，准备去狩猎一只猛犸象，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谁今天状态好，谁今天状态差，那对狩猎这次活动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提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开发利用一些信号，这不是语言，但是比语言还要古老。这就像是从外太空观察河狸，就像是珍妮观察大猩猩一样。最终，本特兰并不仅仅是从外太空去观察那些河狸，而是去预测河狸将迁徙到哪里，它们是如何交流的，它们的未来是怎样的，以及我们该如何改善这一切。在 1998 年，他就预测道：“可穿戴科技产品可以强化一个人的感官，提升记忆力，助其社交，甚至能够帮助他或她冷静心神。”
他的未来：
但是。以上所说的种种好处，并非来的那么坚实可信。正如在很早之前本特兰的工作遭遇到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同事们的怀疑一样，可穿戴科技产品在现如今，持续的受到质疑。这些质疑并非毫无根据。从西雅图的咖啡馆到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会所，这些商业场所全面禁止了诸如 Google Glass 这样的可穿戴科技产品。其中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人们内心深处，对科技如此长驱直入到人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感到深深的怀疑和恐惧。我们看手机的时间比互望彼此的时间要多，刷着 Twitter 而不去进行真实的人际交往。难道 Google Glass 或者 sociometers 这样的设备，不是继续把人们往这个方向推一把吗？难道这样的设备不会降低我们的社交技能，并且有损于我们的心智吗？但是对笔者来说，笔者会耸耸肩表示不以为然。是的，确实有一种所谓的导致人类记忆衰退的“Google 效应”，但是如果你能随时随地，持续不断的学习了解任何知识，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们全部锁在自己的大脑里呢？
本特兰对此的看法是，这些说法都刻意忽略了“可穿戴技术产品”的正面作用。这种科技恰恰能够助你在社交场合变的游刃有余。你不用费劲的从记忆深处去摸索和某个人上一次的谈话内容，不用很尴尬的去努力回忆某个旧相识的名字，只需要依靠可穿戴设备就能找到当时的全部信息。本特兰说道：“你可以拥有更棒的社交生活！我们相互记得彼此，各种关系都如数家珍，这是皆大欢喜的事，难道不是吗？” 可穿戴科技还能避免智能手机所带来的三心二意的坏习惯。以前你在跟人说话中，肯定有某个时刻说：“等一下。”然后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现在你压根不需要转移自己的眼神。Google Glass 的斯坦纳表示：“实际上，你在专注的做你正在做的事，也许它无法彻底消除三心二意的毛病，但是却让一切在社交上都变的从容得体自然。”
至于记忆力方面的影响，我们都有过交互式记忆，即把自己记忆中的一部分，不是保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暂存在家人或者同事身上，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轻松处理其他脑力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可穿戴设备替代了朋友家人同事的角色，并且更加准确更加牢靠，何乐而不为呢？当我和斯坦纳聊天的时候，他不断的利用 Glass 来查阅自己的研究计划，准确的找到几天前的某个回忆，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片段。当我提到早些年，本特兰的河狸项目的时候，斯坦纳看了一眼他，打趣的说道：“那个时候可还没有帮助记忆的可穿戴产品，谁知道那是河狸还是啥动物？也许河狸看上去更加合理一些吧，哈哈。”
但是私人隐私问题仍然存在。本特兰也指出来，这是其中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种能够捕捉你身边信息的科技，无论是哪一种都有可能被人窃用，对你形成威胁和伤害。这么些年下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隐私，但是 sociometer 或者 Google Glass 获取的信息，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和隐私构成更大的威胁。本特兰认为他的科技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光明处前景广阔，任人想像，阴暗处暗礁处处，风险很大。
当说到这些风险的时候，本特兰前一秒还在对着 Google Glass 兴致勃勃的介绍讲解，后一秒就忽然脸色低沉，语调也降了下来，他身体前倾，手指交叉而握，表示他解下来说的话极为重要。“问题是，我可以从你的可穿戴设备上解读出你的整个人生。最糟的还不是这，而是我也许根本不需要看你一眼，只是从和你交往的某些人身上，就可以间接的得到你所有的信息。人们普遍对个人隐私被窃取感到忧虑，但是这样的忧虑在我看来还不够，他们对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存在多么大的一个漏洞，毫无概念。” 对于这些，本特兰似乎只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去加强每个人主动保护隐私数据的意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的控制自己的隐私数据。”
但是本特兰所形容这些可穿戴科技产品的能力，足以让人忧虑重重。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隐私，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数据就是完好无损的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如果我们发现，Kindle 的书架上的电子书消失了几秒钟，如果我们忽然发现自己登不了邮箱账户，如果我们一觉醒来发现 NSA 一直多年以来窃听着我们的电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信任本特兰的可穿戴科技产品？本特兰对此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相信，如果在强有力的监管之下，有着更加严格的行为准则的约束下，我们是可以避开很多风险的。
本特兰现在正在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商界精英建言献策。他对未来的看法总结成一句话便是：“个人将是私人数据的完全主宰者，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如的连到网络上或者从网络上抽身出来，选择合适的对象分享一切。我们无需害怕，科技将让我们每个人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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